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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兵仪式结束了，大家一定都看得很开心。从时间上来看，奥运会与60周年大阅兵似乎已经有些遥远。对大多数同学来说，这场阅兵应该是成年之后经历的规模最大的庆典。从信息传播的角度出发，我们明显感受到了阅兵仪式带来的巨大传播效力。“国庆阅兵”的话题在一天之内获得了数亿条的传播量。据新华网统计，从凌晨4点开始，“阅兵”话题的讨论热度就开始稳步上升，最终在10:20左右形成了阅兵期间的传播最高峰。“憧憬”、“兴奋”、“自豪”等微博表情则成为了各个时段的热门表情。
抛开数据不谈，在我们身边，也能感受到各种年龄、职业的人在用种种方式表达对祖国的热爱，这种表达也再一次掀起了一阵传播浪潮。在和阿中哥哥表白之余，我们应该思考的是，为什么？是怎样的传播过程造就了如此之大的能量？既具备媒介事件的“干扰性、垄断性、直播性和远地点性”，还具有媒介仪式的“盛大性、神圣性、庆典性和融合性”，可以说，此次阅兵仪式可以被看作是由一件典型的媒介事件“仪式化”后产生的重大的媒介仪式。在这次传播战役中，媒介事件与媒介仪式又一次发挥了它们的魔力。在短短一天时间里，成千上万双眼睛被吸引到各种媒介之前，创造出了无与伦比的传播声量。自20世纪下半叶开始，“媒介事件”作为一种新颖的电视样式出现在了人们的视野中。全球有近2亿人在1969年同时目睹了美国宇航员登上月球的壮举;1981年英国皇室为查尔斯与戴安娜举办的婚礼则在79个国家现场直播，观看的人数超过5亿……
而在1999年岁末，全球几十家电视台联合现场转播的24个时区中，十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国家相继跨入2000千禧之年的盛况，更是吸引了几十亿人的目光。这些经由电视媒介传播的历史性事件，冲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使得众多观众进入“空中”的“历史的现场直播”，经历了“一种不在现场的`现场体验'”。
媒介事件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这种“虚拟的真实感”，它还为我们带来了一种“参与式的仪式感”，可以这么说，媒介事件被策划、传播以及收看的过程就是一场“媒介仪式”的举行过程。
一般说来，“媒介事件”这个概念包含着以下几种理解。第一种理解认为媒介事件就是那些经由媒介传播的“假事件”。20世纪60年代，美国历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廷在其所著《形象》一书中提出“假事件”概念，他将假事件界定为经过设计而刻意制造出来的新闻，并指出了假事件具有人为策划、适合传媒报道等特征。
他把诸如记者招待会、大厦剪彩、游行示威乃至候选人电视辩论等事件都归入“假事件”之列。韦尔伯·施拉姆对这一现象使用过“媒介事件”的概念来表述。
他认为媒介事件“主要是制造出来供传媒作报道的事件”，并且重点讨论了为各种竞选服务的媒介事件。施拉姆所说的媒介事件，实质上就是布尔斯廷提出的假事件，是由政治利益集团制造的假事件。
对于“媒介事件”概念的第二种理解出自美国传播学者丹尼尔·戴扬和伊莱休·卡茨的《媒介事件》一书，在该书的开篇作者就提出了“媒介事件”的含义:
“本书讲的是对电视的节日性收看，即是关于那些令国人乃至世人屏息驻足的电视直播的历史事件———主要是国家级的事件。这些事件包括划时代的政治和体育竞赛;表现超凡魅力的政治使命;以及大人物们所经历的过渡仪式———我们分别称之为`竞赛'、`征服'和`加冕'……”这一理解从文化的角度讨论宏大事件的电视直播，专指电视媒介中的重大事件。
关于二者的区别，“伪事件”往往是微不足道的人为事件，被渲染夸大有重要意义而加以报道，属于“策划新闻”。
“媒介事件”则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真实发生的新闻事件，虽然也是提前策划的报道，属于“新闻策划”，但是事件的重大性又衍生出“干扰性、垄断性、直播性和远地点性”，即媒介事件中断了人们日常按部就班的生活习惯，排斥其他新闻报道，由电视现场直播，多数情况下发生在国内遥远的地方。本文倾向于对媒介事件的具体的微观理解，认为媒介事件就是那些“电视直播的历史事件”。但还需要强调的是，在这些电视中的媒介事件的进展过程中，并不排除其他媒介对该事件的传播。比如，一场由电视直播展现的阅兵仪式，仍然可以利用网络、手机等新兴媒介拓展其传播渠道，以获取更多的受众，但这并不影响这场仪式的“媒介事件”性质。20世纪50年代，美国文化研究“最杰出的代表”詹姆斯·凯瑞提出了一种仪式性的传播模式。
他认为，“传播的仪式观不是指空间上讯息的拓展，而是指在时间上对社会的维系，它不是指一种信息或影响的行为，而是共同信仰的创造、表征与庆典”，“其核心则是将人们以团体或共同体的形式聚集在一起的神圣典礼。”
这一模式突破了当时主流的传播的“传递观”，强调传播在共同信念的表征和社会的维系方面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由此，有关媒介仪式的议题逐渐进入到了众多传播学者的视野，许多有关媒介仪式的解释也不断涌现。
所谓的媒介仪式，就是广大受众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参与某个共同性的活动或者某一事项，最终形成一种象征性活动或者象征性符号的过程。
还有一种对媒介仪式的普遍理解，就是将如今普及率最高的媒介———电视，作为引发媒介仪式的主要场所和媒介，将受众观看电视中的直播事件作为参与媒介仪式的主要手段。
由此将媒介仪式定义为:广大电视观众通过电视媒介符号的传播，被邀请参与到某些重要显著的共同性活动或者某些盛大事件，最终呈现的一种象征性和表演性的文化实践过程和行为。不难看出，以上两个有关媒介仪式定义中的“某个共同性的活动或者某一事项”和“某些重要显著的共同性活动或者某些盛大事件”即是指“媒介事件”。
媒介仪式是“广大电视观众通过电视媒介符号的传播，被邀请参与到某些重要显著的共同性活动或者某些盛大事件(即媒介事件)，最终呈现的一种象征性和表演性的文化实践过程和行为。”
由此可见，媒介事件是媒介仪式形成的前提和主体，没有媒介事件的预先组织和播出，就不会有观众的关注与参与，也就更不可能形成一种象征性的和表演性的文化实践过程和行为。
媒介事件强调的是事件本身，即它的呈现和播出形式；而媒介仪式则强调的是观众的参与行为和实践过程。前者是静态的陈述，而后者则是动态的实践，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为了更为真切地了解媒介仪式的运作过程及其对观众的影响，对媒介事件的先期观察和研究是必不可少的步骤。
媒介事件经过策划、播出和收看之后，为何能够成为神圣而庄重的媒介仪式？这主要是由于媒介事件的呈现过程中具有许多“仪式化”的特征，换句话说，媒介仪式其实就是媒介事件的“仪式化表述”。
正是这种“仪式化”的呈现方式，才使得以媒介事件作为主体的媒介仪式具有惊人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仪式化”是一个涵盖面很宽的概念。格鲁克曼早在20世纪中期就使用这一概念，以指示在仪式中个体化角色之于社会活动中的神圣关系和社会地位。
而本文中所涉及到的“仪式化特征”则同这一仪式化解释有所联系，主要是指媒介仪式中的个体或群体角色和行为在“媒介事件”转化为“媒介仪式”的过程中所占有的特殊地位和起到的重要作用。
显而易见，国庆阅兵活动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典型的电视直播事件，它不仅具备媒介事件的“干扰性、垄断性、直播性和远地点性”，还具有媒介仪式的“盛大性、神圣性、庆典性和融合性”。为此，每次国庆阅兵活动都可以被看作是由一件典型的媒介事件“仪式化”后产生的重大的媒介仪式。
从国庆阅兵活动的组织、播出和收看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媒介事件是如何进行必要的仪式化表述的，又是如何运用种种仪式化的特征吸引和影响观众的。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认为，仪式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唤醒某些观念和情感，把现在归为过去，把个体归为群体” 因此，围绕国庆阅兵式展开的仪式活动，为国人建立国家认同提供了最好的象征符号和最独特的行为实践。阅兵仪式为所有的中国人活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借助各种传媒，尤其是电视传媒，建构了一个仪式空间，让众多素不相识、处于各个时空中的、处于各种社会关系中的各种社会角色的人，能够聚集在一起。
这种行为的参与，使他们感受到:这是我们的国家，我们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们都是中国人，从而建立起强烈的文化认同。大阅兵作为一个具有强烈政治诉求的国家行为，对权威的建构自然成为应有之义。
这种权威的象征性呈现，是通过一系列政治仪式的操演来实现的。在阅兵开始前的礼炮鸣响，以56门礼炮交替鸣放，用70响来象征56个民族为祖国的70岁生日而共同庆祝。礼炮声中，国旗护卫队的战士手持钢枪，以精神抖擞，整齐划一的步伐进行至国旗杆基座。紧接着是升旗仪式，在三军联合军乐团演奏的威严雄壮的国歌中，天安门城楼上的国家领导人和在场的全体观礼人员一道高唱国歌。伴随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对祖国的热爱与自豪在每个中华儿女的心中油然而生。这些象征意味丰富的仪式内容共同作用并强有力地呈现出国家主权的庄严与神圣，国家的权威性得以建构。
而之后的阅兵式与分列式，以首长与受阅士兵之间的交互过程使权威与秩序得到象征性的呈现。“阅兵式是首长`看'士兵，分列式是士兵`看'首长，两者在不同的时间序列中以不同方向经过同一空间。在这种时空变动中，两种角色通过交错行动界定了彼此的政治关系。”阅兵式中主席乘坐检阅车检阅三军，以“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向三军将士致以问候，而战士们则向习主席行注目礼并以“首长好”、“为人民服务”回应主席的致意。
这些口号词句简单，意义明确，甚至带有一些生活气息。但却通过一来一往不断的重复和正式的表达形式，成为了一种关乎权利秩序的仪式化行为。而分列式中，受阅方阵以整齐的步伐经过主观礼台并向国家领导人致敬，在这种“单视”中，国家权威的集中体现在对国家元首的尊重。国家形象具有对内对外的双重意义。对内可以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增强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对外可以向世界其他各国展示一个国家的发展成就和强盛国力，提高国际地位，增强国际威望，震慑敌对势力。
因此国家形象由于其所具有的丰富的象征内涵而成为媒介仪式重点建构的意义元素。阅兵仪式的国家形象传播主要在三种不同的维度中进行：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在这些不同方式的政治传播中，仪式的整个操演过程成为政治信息制造和供给的生产流水线。人际传播在阅兵仪式中主要体现在阅兵首领和受阅士兵之间，阅兵式时传播的信息流从首长指向士兵，与分列式的信息流传播方向恰好相反，在这个交互的过程中，两种角色的政治关系得以确定，象征性地表现了政治的权威性和秩序性。组织传播在阅兵仪式过程中往往是隐性的，党和政府是这一国家行为中重要的媒介，其目的是政治动员，使社会主义中国的真正主体——人民——参与到国家形象传播的仪式中来。而国家形象最主要的传播方式仍旧是大众传播，阅兵仪式作为一场重大的媒介仪式，呈现出多媒介聚合效应。
其现场直播以聚焦的手法持续、全面地展现出一场盛大的媒介景观，是媒介仪式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对国家形象的传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而在新媒体时代，除了这三维传播方式，网络传播也发挥着巨大的效力，从根本上突破了空间的限制。网络媒体作为大众媒体的补充，使阅兵仪式以主动的姿态走进全球视野；又因其良好的交互性，使更多的人参与进仪式相关话题的讨论中来，扩大了三维传播的范围。在七十周年国庆大阅兵之中，参阅部队官兵们以整齐划一的步伐、高亢嘹亮的口号、无比震撼的气势展现了中国军队的优良作风与雄伟气概。
而那些已达世界先进水平的现代化武器的展演，更是向国人和世界展示了新中国在国防现代化建设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
这种国家形象的显现可以直接作用于社会成员对于媒介仪式的神圣化体验，促成他们对国家形象的再确认。中华民族一直以历史悠久著称，大众常常是在对祖先、籍贯的历史追忆中寻找自己的文化身份。在此次国庆大阅兵中，电视呈现出用集体记忆方式回溯建国历程，来唤起民族共同记忆。通过对共同的历史的再现和传承，仪式唤醒了人们对民族的共同情感，把原本分散的个体统一到群体之中。阅兵仪式所呈现的选择性集体记忆和构建的新记忆，是国家认同的主体与客体之间建立起的重要关联。资源环境的变迁造成认同的变迁，人们也会集体遗忘、修正或重建历史记忆来调整可视为“手足同胞”的人群范围。阅兵仪式作为历史文化的载体，通过呈现选择性记忆来关联变迁的认同。确切地说，对于一个国家的集体记忆而言，历史学的真实性是其次，满足现实需要才是政治仪式所重点考虑的。这并非是完全依照人的自然记忆，而是需要通过有目的、有目标、传统化、策略性地建构，甚至是虚构，来强调历史中的某些片段并淡化其他情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集体记忆在本质上是立足于现在对过去的一种重构，借此把历史记忆、英雄缅怀、民族情感和国家认同更好地融合在一起。
例如，在阅兵仪式上，革命先辈与亲属代表出现在镜头之中，同时成功地唤起了人们对特定时空的回忆，认识到党和国家在今日的幸福生活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政治仪式经过选择呈现出一个个隐含着特殊价值和意义的文化符号，这些符号往往具备历史延续性，植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并且在媒介呈现中反复出现。
天安门广场的民族团结柱、主席阅兵时乘坐的红旗汽车和穿着的中山装、和平鸽、国旗国徽国歌等，这些文化符号并非是此次阅兵仪式中所特有的，而是在历次阅兵中都会重复出现，具备历史延续性。
每个符号在中华民族文化中都有一个或多个明确的所指，通过媒介的反复呈现，其共通性得以延续和发扬。此外，媒介的仪式化解说也是唤起集体记忆的常用手段。比如在现场直播和转播过程中，往往选取以庄重著称的新闻联播主持人担任解说员，他们抑扬顿挫的、如诗歌朗诵般的话语和崇敬的语气突破了时空限制营造出仪式所特有的神圣感。
对仪式中文化符号的选择与编排不仅是出于对受众心理与传播效果的考量，更多是为了符合现实的政治需要。
总之，在这个建立认同关联的过程中，媒介仪式体现了其集体记忆的功能，不仅仪式本身就是对已有集体记忆的展现，还对仪式参与者建构了新的集体记忆。
这种新的集体记忆建立在对当前现实的模拟和对以往历史的衔接上，表现出历史的延续性，正因如此，国家认同这个概念才能和“国家”二字关联起来。
2008年中国传媒大学传播学理论与历史：
论述题：当今大众传播已经走向"小众传播",但一些如世界杯,奥运会的媒介事件却仍能吸引大量受众,请谈谈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2017年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与传播专硕面试：什么是媒介事件？奥运会算媒介事件吗？傅园慧这事算媒介事件吗？
参考文献：
[1]王爱玲,丛雅清.转化性重构:微博平台“媒介事件”的话语结构转变——以新浪微博“9·3大阅兵”的信息传播为例[J].新闻界,2016(20):49-56. [2]刘婷,郑娅丽.国庆60周年阅兵典礼之媒介仪式展演——以人民网、凤凰网、东森新闻网为例[J].新闻世界,2011(04):139-140. [3]马薇薇,赵渊文.国庆六十周年大阅兵的媒介仪式观研究[J].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9(02):52-56. [4]邵静.媒介仪式:媒介事件的界定与仪式化表述——以我国的春节联欢晚会为范本[J].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09,16(04):6-9. [5]王海洲.作为媒介景观的政治仪式:国庆阅兵(1949-2009)的政治传播学研究[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16(04):53-6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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